“文革”初期，江青对芭蕾舞剧《白毛女》毫无兴趣，但自从毛泽东观赏并赞扬了《白毛女》之后，江青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立刻宣布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并导演了一出修改《白毛女》、让“两人上山”的闹剧。 江青插手《白毛女》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上海之春”盛会上，上海市舞蹈学校献演了新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引起轰动。以后，他们又倾听了领导和观众的意见，反复加工，精益求精，使这部舞剧日臻完美。江青原来对《白毛女》没有表示过一点兴趣。“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市舞蹈学校内就芭蕾舞《白毛女》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不久，这场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反映到党中央。1967年夏，毛泽东提出要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一直对此不感兴趣的江青，注意力一下子聚焦到芭蕾舞剧《白毛女》身上。
毛泽东观看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那天，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也陪同在场，江青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看完演出后，不但肯定和赞扬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还亲自上台和演员们握手、合影。于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刊登了大幅照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在全国放映。
江青一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马上公开宣布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全国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把它归入了自己领导的“文艺革命”的功劳簿。
1972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上海芭蕾舞团携带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访问朝鲜、日本，周恩来指定由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任访问团团长。徐景贤率团到了北京，适值秘鲁共和国的总统夫人来访，周恩来决定请总统夫人看一次芭蕾舞剧《白毛女》。那天晚上，在天桥剧场举行了专场演出，周总理坐在总统夫人的左侧，江青坐在总统夫人右侧，徐景贤坐在前面一排陪同并作记录。
江青穿着一身全白的西式上衣和裙子，手里还拎着一只白皮包，显得容光焕发。她不顾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径自和总统夫人侃侃而谈。
看到下半场，江青见“白毛女”在风雪交加中挣扎、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等搏斗，她忽然对徐景贤说：“我在想，喜儿不应该一个人上山，可以让两个人或是更多的人上山。这样戏里的‘白毛女’就不是只身和大自然搏斗了，她可以通过同行的女伴和山下联系，山下的乡亲也可以更多地关心和支援她……这样吧，你们要剧组搞一个两人上山或几个人上山的修改方案，出访回来以后就进行修改，改了以后我再看。”
两个“白毛女”难上山
徐景贤当场记下了江青的“指示”，但没有马上向剧组传达，而是去找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商量。谁知道江青在看完戏回去以后，也已经向国务院文化组下达了“两人上山”的修改“指示”。他们几个人一谋面，议论了几句，都感到为难。如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改成喜儿和女伴两人或多人上山，就把《白毛女》的那种传奇色彩、诗意氛围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全都丢弃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出山上山下互相呼应、和地主汉奸展开游击斗争的新戏剧。凡懂得一点文艺的，都知道江青出了一个馊主意，毫不可取。
但是，徐景贤、于会泳等人不敢违抗江青的旨意，他们去向张春桥汇报，可张春桥也不敢得罪江青，就敷衍说：“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告诉剧组，让他们先拿出一个修改方案来！”徐景贤便拉着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将江青的“指示”传达给剧组的编创人员。于是，上海舞剧团从朝鲜、日本出访回来，就被留在北京，按“两人上山”的意见搞修改方案。
剧组的编创人员在设计修改方案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徐景贤回上海去了，他们就去找于会泳和刘庆棠，请示江青。江青的“指示”倒是很具体：
关于“两人上山”，江青说，可以在黄世仁家里多设一个丫环，留下服侍黄母的那个叫小红，和喜儿一起出逃的就叫小兰，她们共同商量逃出魔掌……大家一听，心想：这样一改，原来舞剧中芦苇丛里找到喜儿一只鞋的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无法保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