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年货展销会大门，妻子追问道：“今年真的不买了？”
“算了。”我摇头。
四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突然发现炒货摊位上有卖榛子的。在妻子充满疑虑的目光下，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斤。到家后我迫不急待地打开袋口，招呼儿子一起来尝尝。
儿子咂咂嘴：“蛮好吃。”伸手又剥开一颗：“你咋晓得这东西介好吃？”
我说：“这叫榛子，我头回吃这东西时，还没你这么大呢！”
“我咋不晓得？”妻子道。
我瞟了她一眼：“你级别不够。”
大兴安岭的春秋两季，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山火。为预防火势蔓延，有时人们会利用公路、河流作为隔离带，主动地点火烧去一些杂草和灌木，这被称为“烧防火道”。这“防火道”往往读选择在杳无人迹的深山中，所以，包括正式“打火”，这些绝对是男同胞的专利。
那年秋天就摊上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天，我们的汽车颠簸了４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时记得是以连为单位，十二人一个班，一班分二组。在山的北坡沿那条石子公路烧一条防火道。为便于照应，相互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在公路的上风处20米左右的地方点着了火，一般情况下，火焰顺着茅草烧到路边也就慢慢熄灭了。大伙手持树枝做成的“扫帚”监视着火场，防止“跑火”；并看守火场，扑灭那些残留的余火。确认场内余火全部熄灭后，再整体沿公路推进。
休息了，人们又以班为单位在公路上拣柴拢火，烤着干巴饼，煮起小米粥。若是遇到河流倒还能吃到干净水，要不，在沼泽地里对付些浑汤水了。菜嘛，只有一种被称为“不留客”的咸菜疙瘩。每天烟熏火燎的，一个个都成了黑脸张飞了。
其实，最遭罪的还是夜里。当时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在露天地过夜，只能靠烤火取暖。两人一组，背靠背地打一会瞌睡。有的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乘势睡在地上。可用不了多少时候，浑身的衣服全结满了霜花，人也被冻醒过来，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哪！后来干脆轮流值班，每隔一小时就叫醒大伙，互相交换一下身体的位置，防止被冻僵了。
大约是在第四天，我们经过一片灌木林。一东北哥们叫道：“榛子！”我们不由停下脚步。
“大伙别往前走了，就在这儿点火吧，这玩意儿可好吃呢！”
“这玩意儿好吃？分明是南方的‘柴果果’嘛。”有人不信地说道。
火焰立即吞噬了这片榛子林，这家伙叶阔杆粗，还挺经烧的。我们让过了其他班组，留在这儿看火场。待明火熄灭后，我们便迫不急待地扒开草木灰，拣出还十分烫手的榛子，在衣服上蹭两下，咬开外壳大嚼起来，名副其实的火中取栗。嚯！又脆又香，还渗出那么一丝丝的甜味。
“呀，真好吃！”十几个人居然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
顷刻间，改变了几天来口中的苦涩，顿觉满口生津。数夜未眠的困乏也随之一扫而尽。大家兴致勃勃地在这片昏天黑地中紧张地倒腾起来。这下可好，连脸上仅剩下的一口白牙也染黑了。不过这顿美味，连同它的名字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眼前的榛子，自然是今非昔比。光凭这个头就比那野生的大得多。加工手段也更加高明，单看外壳上的白霜，恐怕比“五味子”还得多几道料理。我慢慢咀嚼着，极力回忆那烤榛子的原汁原味。接下去的晚餐中，它又取代了红烧牛肉，成为我的第一道下酒菜。临到春节，二斤榛子已经所剩无几了。
次年，我把“甜的”、“咸的”各买了二斤。虽说已缺少了第一年的新鲜感，但由于当年山核桃价格奇贵，这点东西，在正月十五过后也基本告磬了。
可第三年就不行了。儿子已摆脱我那动人故事的诱惑，日见发福的妻子也抱怨这炒作过程中放了过多的糖；以致使得可爱的榛子在家中身价大跌。尽管我还是坚持“面不改色心不跳”，始终把它作为下酒菜，甚至不吃饭，把榛子用来压酒。可是最终，在清明后的一天，我还是将一袋积压品偷偷扔进了垃圾桶。
第四年，我品尝了好几摊才买了二斤。可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山核桃不光价钱便宜了，而且还有什么“开口”的，用手一掰就可往嘴里扔。方便，而且味美。相比之下，这榛子实在太甜了！不光是甜，还有那些原本十分芬芳的作料，竟也变得如此倒人胃口。于是，又积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