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交白卷的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却造就了文革中“白卷英雄”的传奇，使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张铁生在1973年的高考试卷上仅做了三道小题，但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关于教育的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对“书呆子”的不满。信中强调自己热衷于农业生产，繁重劳动让其没有办法复习。他还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因为考试被“大学迷”给垄断了。
“白卷英雄”张铁生（左前）和工农兵学员
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张铁生说：“对于我这个城市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这封信被同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同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中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这封信被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
张铁生的迅速窜红在现在看来显得有点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有其深意。由于毛泽东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1964年、1965年已在高校招生中明确提出贯彻“阶级路线”问题。那些即“出身不好”的学生能考上大学真比登天还难。
事实上，张铁生只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一个“造反榜样”，也是四人帮冲击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的一个工具。
进入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彻底贯彻到教育体系上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学生昔日敬畏无比的老师赶出校门，到了8月中旬，“大串连”如火如荼，“大抄家”肆行无忌，“红卫兵”更成为江青等人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1973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中的文化考试，虽然招生对像是“知青”、“青工”、“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广大在校学生和其它青年毕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一时，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也开始发奋读书了，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也无多少市场了。
这个对于靠“造反”发家，并且以“红卫兵”为筹码的四人帮，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况且，这也违背了毛泽东的教育主张。在中国官方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纪念和宣传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通常被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主要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注定了毛泽东不可能将知识作为教育的重点，这也决定他与1973年刚刚开始恢复正常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张铁生正好是符合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当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