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正当了多年保卫部的秘书，知道枪柜钥匙的放置。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对32号院很熟悉，虽然被隔离审查，但因尚未定性结案，依然穿着军装，帽徽领章齐全，况且一般哨兵也不知道他正被隔离审查，因而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他照样可以出入。因制度不健全，看管他的哨兵换岗，站岗的战士回到宿舍，将下一岗的战士叫醒，由此产生了大约4分钟的时间差。王利用这个时间差，溜出监管所。所有这些偶然因素相加，无形中助他实施了这一建国以来最高级别的党内领导干部被刺案。而且，现场留下的胶鞋印痕尺码与王自正的相符；除了王自正的指纹之外，现场没有其他可疑人的痕迹。王自正在32号院作案后再去政治部家属院，是为了刺杀负责调查他的陈汉中，但因陈不在家而未能得逞。
侦破工作进行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说案子已水落石出。但这时，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军区保卫部部长、专案组成员景儒林上吊自杀。这又给本案平添了几分神秘和离奇色彩。于是，专案组有的领导认为案子远没有破，甚至主观断言：这是一起集团作案的案件。
从现已解密的资料中我们看到，直到1978年6月，经过前后两套专案班子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长达７年半的侦查、复查，最终，结案报告认定：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正是王自正；本案的性质属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系他自感保卫部内部人员作案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而采取的极端行动，与本案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