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让我们来重新回望“大跃进”的是是非非。

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反思大跃进

问：今年是大跃进运动发生5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报刊上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很多，却很少见到有人谈论大跃进，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学者：杨奎松，后省略）：很显然，一个是成功的例子，并且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个是失败的例子，与今天好像已全无关系，大家当然乐得谈论改革开放，而懒得去回顾那个看似荒唐的大跃进了。

问：您使用“看似”这样的字眼儿，难道您认为大跃进运动的种种做法不荒唐吗？

答：如果说当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造假数字，放假卫星，把仅有的那点儿自然资源毁掉去烧炭，去造田，把好端端的铁锅铁壶砸了去炼成废铁，可以用“荒唐”两字来概括的话，那么，今天不也有不少人一样好大喜功吗？不少地方在GDP数字上弄虚作假，不顾人民生活条件大兴土木搞假繁荣或花巨资去争什么世界第一，靠污染生存环境祸害子孙万代以换取一时的税收高增长，许多项目不严格按科学办事，仅凭长官意志，造成百姓的血汗钱大量浪费，不也一样荒唐吗？与其五十步笑百步，不如想办法弄清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所在，才能有所借鉴与防范。

问：那么，您认为考察大跃进这段历史，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问题？

答：要我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多只是大跃进的政治后果及其对自然的巨大破坏和对人的极大伤害，对大跃进运动原因的考察，还很不深入。研究历史，仅仅把过程讲清楚，把后果摆出来，是不够的。不深入研究问题发生的原因，后人就不可能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即便他们相信当时的情况确实荒唐，但是，类似的荒唐现象，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难免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演。

领导人的知识欠缺不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

问：您这么一说，还真让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了。现在想想，我看过的各种书，对大跃进发生原因的解释都有点表面化，只强调毛泽东当时急于求成，至多是认为当时的领导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知识有较多欠缺。

答：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了解，领导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或经济建设方面的知识欠缺肯定不能被视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第一，近代以来的世界各主要国家，除共产党国家外，我们见过几个国家的领袖是自然科学家或理科、工科出身的？第二，就算自然科学家的自然科学知识多一些，当年如钱学森等，不也一样被骗，并且帮着从科学角度进行论证吗？要知道民主制国家所以很少选出自然科学家做领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学科区隔更细，因此科学家每每隔行如隔山，其思维方式更易机械，更少宏观管理的能力。事实上，毛泽东不是科学家，思维方式严格说来并不机械，从小又在农村长大，还干过相当一段时间农活，连他都弄不清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多少斤，那么容易被欺骗，这里面一定有更为复杂的原因。把这原因简单地归结成“急于求成”，显然不成理由。有几个渴望国家富强的领导人不急于求成的？但是，也没有见到几个因为急于求成就去搞我们这种大跃进的啊。

上升的民族地位与现实国力差距的交互作用

问：您认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强的民族悲情意识；一个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了这两个前提，再加上对过去成功经验的过分自信与依赖，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包括对现代经济生产常识缺乏了解，急于求成，又太具诗人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和唯意志论倾向，一心想着“人定胜天”，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发生像大跃进运动这样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

问：我记得有的书里好像讲过，毛泽东事后曾经检讨说，他在推动大炼钢铁时，完全不清楚炼钢还那么复杂，还需要炼焦炭，还需要运输保障，还需要专门的炉子和技术等等。但是，这些和您说的民族悲情意识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