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情况显示，中方这一方针对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有利。因为美方注意到中方的让步条件之后，很快就作出决定，试图逼迫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军，以此换取中方不对台、澎动武的公开承诺。而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一旦金、马和台湾隔绝，美国将更容易压迫蒋介石切割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甚至以台湾海峡自然隔绝为由，推动台湾脱离中国。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毛不得不再度改变策略，提议利用美蒋矛盾，“联蒋抗美”，因而转而开始向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如此一来，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协商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最让毛泽东感到沮丧的，还不在这一点，而是1958年底以后大跃进运动失败的阴影逐渐显露出来。这意味着，原来想靠与美国拼实力，逼迫美国改变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敌对态度的设想，在其有生之年是再也难以见到成效了。毛泽东从此不再讲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话了。拼实力不行，他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试图通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来牵制美国，让美国不得安宁。其最终目的，恐怕还是想要迫使美国正视新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吧。结果是，毛泽东的想法与力图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苏联党背道而驰。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到1960年代以后，不仅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就是中苏关系也随之破裂和紧张起来，包括与诸多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也一度摩擦冲突不断。

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不仅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饥荒，而且也使新中国在外交上陷入到最为孤立的一段时期。其损失之大，无以复加。

问：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反思？

答：总结这段历史，我相信我们应该高度警惕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反衬以上百年的屈辱记忆，极易造成一种悲情意识，从而对中国的任何一种进步抱以过高的期许，以致丧失准确判断自我和形势的能力。事实上，这并不纯粹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还在1949年毛泽东赴苏访问之际，因新中国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众多中国民众，也一样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对毛泽东此行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儿难以接受；看到苏联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还曾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这导致毛泽东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转而怪罪斯大林强加于人。可知毛泽东本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由此不难了解，在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上升的情况下，类似这种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所意识和警惕，重犯历史的错误也将会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