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就是住在社员家里，那时候要求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因为进村时工作队员的住处已安排好了，过后我发现，那每人单独一间的茅草房，并不是村里贫农能够腾得出来的。领导同志蹲点的住房，更是贫农不可能拥有的。所以“同住”应该是住在村里就是了。
“同劳动”最实际又有意义，因为没人监督，工作队员又都是主动要求下去的，那时候好像真的没有人厌恶劳动。我虽然生长在城市，不大会干农活，从送粪、耪地、锄草、拉犁，到拔麦子、打场、秧白薯，各项农活都尝试过，当然顶不上一个整劳力。记忆最深刻的是人拉犁，一个生产队没几头耕牛，三四个人拉一把犁，真的是重体力劳动！
我了解到的“四不清”
“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当时，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多数是空架子。我所在的薛村大队名义上辖附近的三个生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开会、平时总是一言不发，我离开时建议劝其****。大队长只管派生产队的农活，没见他管过大队部的事，而会计主要负责生产队的工分、很有限的财物和账目，仓库里好像也没什么储备。
薛村生产队会计是位有小学文化的农民，较同村其他人有些心计。他又是较长的“祥”字辈，多数人喊他叔。最初，听到一些群众意见，他家比别人富，好像问题不小。有人反映，省厅那位张处长经常到会计家吃饭，有时还喝酒。我便鼓动几个对他意见大的人，想开他的斗争会。后来因为没有过硬材料，“清”了几个月，结果只发现有少量“多吃多占”问题，只好作罢！生产队底子薄，工分低到几分钱一个工，年终每家分的口粮差不多。谁家富一点很让左邻右舍眼热。再就是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绝于耳，像什么送妇女主任一块香皂就发生关系等，很让我们这些还没结过婚的青年困惑，不知该怎么办。好在它不属于“四不清”，离队时都没有作为问题留下。
八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匆匆撤离时和老乡还真有了点感情。回到北京后，第二年学习《二十三条》，欢送下一批去陕西省长安搞“四清”的同志时，领导上让我结合自己亲历的“四清”，讲讲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八个月没觉得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呀！最后还是按文艺作品模式，演绎一出故事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