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还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
但是，这种做法和结果很快就引起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高校招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核，就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了前文所述的“白卷事件”，而且，“以张铁生的‘白卷’为契机，结合在其他各条战线上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江青、张春桥掀起一股反对文化考查、反对文化学习的恶浪，刚刚开始的高校入学文化考查又陷于停顿”。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
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2月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国整顿工作迅速见效，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的谈话中，说了对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些看法。“四人帮”一伙借此大做文章，利用毛泽东同志对《水浒传》的评论，在评《水浒传》的过程中，在全国新闻媒介上大批党内的“投降派”，大批宋江，以影射邓小平，学术研究彻底沦为政治的婢女。11月，“四人帮”用挑拨离间的办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他们以“翻案不得人心”为中心口号，指使新闻媒介批判“走资派还在走”，从多方面批判和否定邓小平为纠正“左”倾错误所做的整顿工作。当时见于报刊上的连篇累牍的文章，几乎完全是一个调子，都为“四人帮”所左右，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甚至“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一伙仍在全国制造万炮齐轰邓小平的舆论局面，指使各新闻媒介大量发表“批邓”的文章和报道。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四人帮”严密地控制新闻报道，强调“不要突出总理”，压缩悼念周恩来的新闻报道的规模。
在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人民日报》多次出现激怒人民群众的报道内容和版面安排。11日，姚文元把原来以整版篇幅刊载唁电的安排，硬压缩为半个版，另半个版刊载《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14日，即周恩来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题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道。这一天首都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哀悼，而《人民日报》的一、二、三版竟然没有出现周恩来的姓名！此外，“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组，还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多篇影射性文章，其中《光明日报》在2月13日头版刊载的《孔丘之忧》公然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3、4月间，以天安门为中心，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活动声势越来越大，花圈、诗文、小字报铺天盖地。4月4日清明节，到场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4月5日，群众的悼念与抗议活动被镇压。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和邓小平，称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报道，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感。人民日报社收到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信，信中装着刊登这篇报道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和第二版，在第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历史也终归还事实以清白。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