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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2007-4-1 19:20:16 浏览次 怀旧影院开张啦！
文化革命开始的我，是兴奋的，是无知的和茫然的。
从一九六六年夏，从贴老师的大字报，到上太原街上撒传单，从大串联走遍大江南北，到接受毛主席的红卫兵检阅，从疯狂的书写讨伐资产阶级的革命檄文，到参加保卫毛主席的武斗，都是一个无知青年在奔腾的时代献出满腔热血的过程，我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目标。那是一个模糊的信仰，那是一个虚无的目标。为了他，我们献出青春，为了他，我们献出理想。当我在农村插队后返回沈阳， 走在大街上看我写的大标语，还在街头，电线杆上时，可叹伴随着凄凉涌上我的心头。
五月底，文化大革命的热浪在激烈的升温，“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是在六月七八号开始停课的，实际上不停也不行了。同学们开始揭发老师们的一言一行，看哪些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封资修的言论。记得我们学校的老师李树森，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也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是一个不到三十的年龄英俊的小伙子，因为在看“长征组歌”时，说电影中的姑娘长得好看，值得一看，就被批判的狗血喷头。我在那时候也写了很多大字报，人云亦云的批判了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李淑清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二十六七岁，没有结婚，长的虽然不漂亮，但是很庄重，他的鼻子有些低，有的高年级的同学就给他起个“塌鼻子”的外号，给老师带来来了很大压力，但是政治问题没有，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是没有受到冲击。但是有不少同学也是写了她的大字报，有事无事无限上纲地进行了批判。有一次，在和老师见面的时候，我就喊了一声“塌鼻子”，然后跑掉了。这是有点恶作剧的意思，我感到很内疚，在我心中负疚了很多年。直到1998年，我们在庆祝三十年下乡的集会上，见到了李老师，我就深深地向老师掬了一躬，
“对不起，李老师，我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你的不尊重而道歉”
李老师却笑着说，这些她早已忘的一干二净。而对于我，则是卸去了沉重的负担。
班级乱了，什么出身在班级里处于什么位子都有了定论，班机上的刘某某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出身好，苦大仇深，对我们班级出身不好的同学横眉立目，阶级立场特别鲜明。教室前面黑板的右边张贴出黑五类的子女的名单，要求他们每天值日，进行劳动改造。我看到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看到黑五类的值班表目光呆滞，一种无奈的感觉令人可怜。
“你的出身也不怎么地，你家是小职员”，团支部书记大声的惊呼，指向我鼻子的一根食指使我赫然。
“我出身不好？”吓得我赶紧回家问妈妈，我家是什么出身呀？
我家的户口上写的是“职员”，因为爸爸妈妈很小就工作了，应该是职员。但是“职员”在文化革命中是一个不好的出身，说不定会受到打击。妈妈立刻回老家，在当地政府开出了“贫农”的证明，又到沈阳三十五中开具爸爸是烈士地证明，我的出身问题算是告一段落。
因为不能上课，学校组织我们下乡劳动了，记得我们来到一个农村的小学校住，天很热，我们半夜去小河边游泳，然后去西红柿地里偷吃柿子，黑咕隆咚的天，我们钻进柿子地，摸到一个柿子，放在嘴里一咬，不好吃，赶紧扔掉，再来一个。。。。
村里开批判会，一排四类分子站在台上，每个人挂着一个大牌子，写着自己的名字和什么类分子，只见我们班级的男生李某某飞身上前，手举皮带，向着他们猛轮，悲惨的叫声应声而起，我的心里感觉害怕，人性真的是那么可怕！
九月份，我们又一次下乡劳动，这一次是在新城子区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和农民一起收割，班级里的黑五类分子的子女不像以前那样低气了。
原因是红几类的班级干部不再像以前那样呲高气昂。我和姚某某和杨某某住在一个老农家里，他们的出身都比较高，和我的出身比较，我还是算很好的，可是我对这些根本就没有什么见解，什么出身，家庭背景，好像和我根本就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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