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两次检讨[组图]](http://img1.qq.com/book/pics/8769/8769983.jpg)
1956年6月15日至30日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着重解决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图为周恩来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