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姚雪垠开始着手撰写《李自成》，6年后该书第一卷得以出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白话历史小说，它一经出版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热烈的反响。初版的30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再版的2万多册也在许多地方脱销。《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肯定，姚雪垠拿着样书，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邮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完《李自成》第一卷后，便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既深入了历史，又跳出了历史，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的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当时姚雪垠并无写作五卷本《李自成》的完整计划，毛泽东认为此书仅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姚雪垠也未能例外。当“造反派”逼着他承认《李自成》是大毒草时，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有一天，造反派闯进他的家，他非常害怕那些写《李自成》的参考书籍、资料、笔记、卡片被抄去。那样的话，《李自成》的写作就很难继续下去，他大半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那些资料造反派竟然没有动。对此，姚雪垠心中一直迷惑不解。直到1977年王任重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他才知道毛泽东下指示要对他进行保护的事情。由于毛泽东的保护，姚雪垠的那些图书、资料、卡片才没有被抄走，他这个“极右”分子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毛泽东的保护，给姚雪垠继续创作提供了条件。
《李自成》的第二卷大部分初稿是1965年以前写的，小部分是1972年以后补写的。初稿全部完成后，他又用一年多时间，对全部第二卷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由于“四人帮”把持文坛，指定了一些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创作规律”，《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及三至五卷的写作受到严重干扰。
1975年10月，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的写作工作，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不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他还告诉毛泽东，《李自成》“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
此信由胡乔木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转信的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简短的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李自成》创作的全力支持，他同意作者按着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几经周折终于与读者见面。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姚雪垠来到北京，排除干扰，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
在十年动乱中，毛泽东两次指示保护姚雪垠，让他从事《李自成》的创作，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这表明毛泽东非常赞赏姚雪垠的创作思路和《李自成》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当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在《李自成》这部书中得以更彻底的体现。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前，曾带人到米脂县抄录《永昌演义》，以帮助其创作。因此，无论从创作的指导思想还是从使用的历史资料上看，《李自成》可以看作是《永昌演义》的续篇，只是后者比前者篇幅更大、结构更严密、文笔更流畅、反映的新历史观更直接、更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