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割蛋”谣言的主要内容。
反政府、反苏联是这一谣言的基本政治倾向。谣言明确说“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政府派干部宣传辟谣，又被说成是“共产党是为了欺骗麻痹你们，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开刀”。对于政府的辟谣解释，部分群众甚至基层干部，认为这是向他们放烟幕蛋，搞欺骗。有谣言说，因为“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是毛泽东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绍信就放了。所以，民众捉到被认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因此被打死。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单独走路。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同期在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
据分析谣言的雏形可能是1950年4月在当时的“绥远省”陶林县出现，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最迟到1950年9月还在北京市昌平县传播。在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显得尤为奇特。这个现象暗示着谣言突然暴发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前者是政府对谣言爆发的解释，认为是一贯道组织策划了这一谣言。尽管这一解释不无根据，但是一贯道是一个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团体，虽然其成员在谣言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认定谣言传播是一种有预谋和计划的事情。再有，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除了京（北京）包（包头）铁路沿线之外，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很难想象会道门如何能够短期内，让谣言散布开。因此后一种解释就应该是主要原因。
1960年代，上海松江农业大学大寨场面。
“毛人水怪”刀枪不入
“毛人水怪”(有的地区称“水鬼毛人”)则谣传：“美、英、法等国进攻苏联，苏要制造原子弹以对付5国进攻，要中国提供女人奶头、男孩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共产党放出“毛人水怪”，挖人心、人眼，奶头、卵蛋（睾丸）、扒孕妇的胎儿，送给苏联造原子弹”。“水鬼”、“毛人”白天是挂证章的干部，晚上就现原形。谣言说“毛人水怪”一蹦能上房，一跃能过河。也有的谣言称：“毛人”毛手毛脚，手脚一伸就是火，刀枪不入。“毛人水怪”被认为怕光，谣传“‘水鬼毛人’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点灯来睡觉”，因此许多地方夜晚不敢熄灯。
谣言在爆发初期，也同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毛人”是政府的，并与苏联相关。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这两点不断被强化，甚至具体化。明确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排除在“毛人”的袭击对象范围之外，把受害对象界定为民众，刻意分化农村社会群体。因此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党员、团员、干部就成为民众攻击的对象。类似说法遍布安徽省中部的长江流域及北部的淮河流域地区。
在谣言传播中，干部和群众之间关系紧张。捆绑、扣留、殴打、制造骚乱事件时有发生。无为县曾有7000多人去乡政府捉拿“毛人”，打坏乡政府门窗，打伤4人。该县干部下乡追查“水鬼毛人”谣言，被当地群众围住，被夺去枪支和非法扣押。还有人趁机杀害干部。到了1954年初，谣言甚至出现了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份。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引起了各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山东省郯城县，谣言蔓延全县，致使群众彻夜不眠，田禾荒芜，无人安心劳动。在江苏省，谣言波及苏北35个县、市，历时6个月才基本平息，各种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仅据15个县、市的统计，各种误伤事件就造成群众伤814人、死35人。有的地区民众白天不敢下田干活，夜间集中住宿，学生不敢上学，每天要在太阳出得老高，才有人外出行走。安徽省谣言流行地区，村民普遍集体睡觉，青壮年男子均组织起来，持枪弄棒，枕戈待旦。所有窗户一律堵死，以防“水鬼毛人”钻入，到处是灯光长明。一有响动，即认为是“水鬼毛人”来临，大声呼救。有的用广播筒向邻村传播“毛人情报”，以提醒邻村加强防范，从而轰动全乡、全区乃至全县。个别乡甚至出现小村并大村。有的地方民兵，在混乱中盲目放枪壮胆，造成伤亡。还有人因过度惶恐而自杀。也有因男女集体睡觉，妇女被辱，导致羞愤自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