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反高饶斗争，是建国以后党内第一场反宗派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清醒的头脑，拒绝了高岗的高官拉拢。后来根据事态的发展，邓小平将高岗的阴谋活动，禀报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使之及时胜利地解决了“高饶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地方负责人陆续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高岗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来北京之前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调到中央后，担任国家计委主任。饶漱石来北京之前是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调北京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高岗、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和毛泽东器重的，特别是高岗，权力、地位尤为显赫，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高岗就是这“一马”。高岗主政的国家计委，被时人称为“经济内阁”、“小内阁”，权力很大。但权欲熏心的高岗，对中央给他安排的高位仍然不满足，对自己的职位处在刘少奇、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
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将政务院各口的工作重新做出了分工。这本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高岗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他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个人野心急剧膨胀。高岗认为，在他进一步往上爬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因此，他把枪口对准了刘少奇，诬蔑刘少奇搞宗派。1953年夏季，高岗在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借薄一波在修正税制上的某些缺点错误，导演了一台“批薄射刘”的闹剧。
1953年底，在党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做相应调整。高岗利用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在这同一时间内，高岗还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刘少奇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他企图拉拢各大区的负责人支持他。他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后又拉拢了华东局的负责人饶漱石。当他听说中央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便去拉拢陈云。陈云断然拒绝了他的拉拢，觉得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态发展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于是断然报告了毛泽东。
紧接着，高岗又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并以高官厚禄相引诱，以取得他对自己的支持。高岗先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他要去邓小平的住处拜访。高岗当时的地位在邓小平之上，邓小平谦虚地表示不敢当，说无论如何不能劳高主席大驾，表示自己应该去拜访高主席。高岗最后同意了。见面后，高岗问邓小平：“要成立部长会议，你赞成谁来搞？”邓小平感到为难，认为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好随便议论。高岗鼓动说：“就我们两个，关起门来随便说说，谈谈心嘛，交换交换意见嘛。”邓小平畅谈了自己的看法：“部长会议，就是政务院换个名称嘛。我看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搞部长会议，不是有周总理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高岗却喋喋不休地鼓吹要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接着他又问：“中央的体制变动，拟设总书记或增设副主席，你有何高见？”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高岗说：“我不赞成设总书记。有党的主席了，再设总书记，共产党两个头，成什么体统？天无二日嘛。我赞成设副主席，要设的话，就多设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