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蒋介石不禁喜不胜收，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余条的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
但这时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这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极多，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蒋介石等人开始感觉到恐慌。
原来，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时达到顶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光怪陆离，问题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1921年的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20万元，到处被债主所逼，非2万元不能逃脱。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魏此时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钱救他？
这时，蒋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来了。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100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交易所复业问题。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来，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100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学雇100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500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情况并不比周骏彦好多少，可谓同病相怜。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过望。第二天就跑来找到魏伯桢，诚恳地向魏表示，自己经济上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魏合作。
多一个精明的帮手，魏自然不反对。魏当即问蒋介石希望得多少好处，出乎他意料的是，蒋胃口并不小，他说希望得20万元。魏很是恼火，当场回绝。因为日本汇来的款一共只有100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2万元，魏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想到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20万元，怎么能与他合作呢﹖
不料，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想参与的事是很难不让他参与的，回去之后就对魏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1000元，对之晓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的能量是了解的，对之无不言听计从。他马上找到魏伯桢：“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知道了蒋的这层背景，魏感到这样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表示同意蒋介入。在蒋的授意下，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金，供他去广东之用，剩下的钱大家都有好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100个人全部到位，每人发一点好处费，又加发了每人2角的酒钱。待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5000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蒋等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