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老北京”想起了曾经“野泳”的护城河；想起了“昂贵”的小豆冰棍儿；还有攒了厚厚一打的火柴皮。对于童年，总有些回忆让人感动。被访者谈起那些旧事，无一不是时而雀跃、时而伤感、时而激动、时而沉思。这个城市给了他们无数美好的童年回忆，而他们昔日的足迹也在倏忽瞬变中记录了时代的进程。
讲述1：“穷玩”70年代
讲述者：宋卫国，1968年出生，家住东城禄米仓。
从记事开始，我的童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没什么玩具，也没什么地方去，一块劈柴就能让整个胡同里十多个孩子快乐地度过半天时间，完全的“穷玩”。
一块劈柴被我们扔到可以扔到的最远的地方。一个人过去捡的时候，剩下的孩子就都藏起来，捡回来的那个人再一个个地找。这是那时经常玩的一种群体性游戏。
我们还玩瓷片，就是现在的“马赛克”。当时刚刚开始基本建设，我们就到各个工地上去找。上面有虎头图案的叫“虎头小队长”，被认为是“最大的”，值500分，还有一种黄白相间的，叫“鸡蛋炒米饭”，值的分数稍差些，最不值钱的叫“骚白”，就是那种全白色的，就值1分。为什么叫“骚白”呢，因为那种瓷片一般都用在厕所里。当时我们听说北京火车站那个厕所的瓷片好，就找个小铲子去那抠瓷片，还被看厕所的工作人员抓住过，结果回去挨了一顿揍。
那时候家离护城河不远，护城河就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最常去的是建国门附近的那一段，当然，现在那里早变成高楼和二环路了。童年里很多事情都是围绕着护城河发生的。夏天的午后，只要胡同里有人喊一嗓子——“去游泳喽”，很快就跳出一群孩子。我们也不光是游泳，还捞鱼虫、捉虾，在河边的树林，我们逮蛐蛐、捉知了、逮蜻蜓。
逮蜻蜓有很多方法，我们找来废旧的纱窗、铁丝和竹竿，自己做成网去捉，还有种办法就是找些车胎上裁下来的胶皮，自己熬成黏乎乎的黑胶，然后抹在竿子上，出去以后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拿竿子，一个人拿兜儿，等蜻蜓落在竿子上被黏住后，另一个人就很快捉住，放在准备好的兜儿里。捉回来的蜻蜓有时候我们就生吃，把两个翅膀一拔，鲜肉就露出来了，其实也不好吃，主要是很多人都不敢吃，如果有人吃了，那这个人在孩子堆里的威望马上就高了。但捉蜻蜓大部分还是喂猫，或者放在屋子里让它吃蚊子。有点经济头脑的还去捉土鳖，那种虫子药店里收，3分钱一个，卖10个可以买100响的“浏阳河”鞭炮。
那时候我们还自己做风筝，老北京叫“糊屁帘”。竹篾儿很难找的，看见谁家的门帘子是竹子做的就特兴奋，总惦记着。逮着机会就偷着抻几根，再找纸，糊好以后几个孩子到护城河边放着玩，大家互相模仿，过不了多久那家的门帘子就被抻光了，免不了又被骂一顿。
这些在“穷玩”中度过的童年生活太难忘了，特别纯真，原来一起玩的“发小”现在还经常凑在一起，感觉还是很亲。
讲述2：从“城里”到“城外”
讲述人：安觉昌，1963年出生，家住在北京的西北郊。
对那时候儿的北京人来说，“城里”和“城外”是两个非常清楚的概念。现在4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会记得那灰色的城墙和那些高大的城门。现在北京的二环路就是沿着城墙的旧址绕城一周的。被城墙围起来的地盘当然就是“城里”了，其余的地方都是“城外”。
那会儿“城外”人有一项挺重要的事，那就是“进城”。当然我这个“城外”人也不例外。每到星期天，我就磨着我爸爸妈妈，要进城去玩儿。城里有那么多好玩儿的地方，这当然是我想进城的原因之一，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喜欢坐公共汽车。我小孩子一个，说不清楚“公共汽车”这4个字儿，我就用“大嘟嘟”取而代之。那时候儿我们进城坐的是11路无轨“大嘟嘟”。车窗外，沿路的行人在默默地走着；几个老人推着白色小车卖冰棍儿；赶马车的老大爷喊着只有马才能听懂的话；警察叔叔手里拿着两头儿白中间儿红的棍子；一排人力三轮儿车整齐地停在路边等待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