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西双版纳知青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云南知青返城揭秘：代表和王震谈崩了[图]](http://img1.qq.com/book/pics/9293/9293525.jpg)
丁惠民(左)和战友在当年茅草屋前留影
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知青返城大潮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
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知青的主体，来自外省市。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这场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将近30年后，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北上”总指挥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现定居重庆，“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