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农村的那几年，大人小孩都说我“爱”打架。我常打架倒没错，因为别看小孩年纪小，也颇有些无奈的时刻，假如欺负到你头上来，这架也由不得你不打。可是，打架有输有赢，更何况，即使打赢了，往往也讨不到好。所以，“爱”打架是谈不上的，我倒是特别爱打仗。
打仗不是打架，打架是严肃的，可能会鼻青脸肿，可能会给家里热麻烦，而打仗却不过是个游戏。
回想起来，我和我童年夥伴们，当年竟然是如此的尚武而好战。记得小学时，老师问大家的志向，班上同学一大半是要当兵，海陆空三军俱全，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原因说起来也简单，那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电影，都是打仗的，里面的好人几乎打不死，一个解放军将士抵一百个敌人也不止，端起机枪突突突，敌人就一片片地倒。如此便宜而英勇的事，谁不向往？就象今天的美国人一样，因为能够零伤亡，杀人而自己死不了，所以就倾向于轻启战端，动不动打人家。一个道理。
童年的打仗游戏有很多种，常见的，比如说“官兵抓强盗”，比如说打“叭勾儿” ，比如说“扔炸药包”，再比如说“冲锋”，等等。
玩“官兵抓强盗”，大家分成两边，一边追，另一边逃，双方都只能在一个划定的场地里追捕躲闪。这个游戏很流行，我后来离开乡下进城，看见城里的孩子也在玩，规则也差不多。
打“叭勾儿”，还是分成两边，以村子正中的大天井为界，大家都躲起来，看见对方的谁，就叫“叭勾儿！某某某，你死了！”这声叭勾儿，就是模拟的枪声。枪声响过，这个某某某就要退出游戏，袖手旁观，直到游戏结束重来。有时候对面人影一闪，一声“叭勾儿”过去，并没有看清那个“中枪”的是谁，喊不出他的名字，对方退不退出，这就要靠自觉了。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对面墙上的一个大拇指粗细的眼不再透光，我叭勾儿开枪，墙后有人问：“你怎么看见我的？”我说：“我看见那个墙洞是黑的。”这样的理由已经足够，於是对手乖乖地从隐身之处走出，退出战斗。印象中很少有人耍赖的。当年没觉得，现在才知道，童年夥伴间的这种诚信，是如何的珍贵。咱们打“叭勾儿”越打越出奇，有爬上屋顶的，居高临下，对手的位置一目了然，“叭勾儿”“叭勾儿”地一个个点名；有翻墙穿巷的，绕到村子的另一边，从“敌人”的背后包抄上来，一举全歼；也有潜伏不动声色的，等敌人一起出现，一阵啪啪啪，机枪扫射。长大后听人夸湖南人会打仗，我一点也不奇怪。
如果说打“叭勾儿”是游戏，“扔炸药包”则纯粹是淘气。咱们村边面对着大山，是个五六丈深的悬崖，下面是条干枯的河沟。扔炸药包的动作是从电影里学来的，董存瑞炸碉堡，王成手持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所谓的炸药包不过是半截青砖，托在手上，往前猛冲，到悬崖边，喊声“冲啊”，将“炸药包”往崖下一扔，象推铅球一样，扔得越远越好。这个游戏极简单，可是那时的电影“英雄儿女”和“董存瑞”放来放去，英雄的形像深入脑海，我们乐此不疲。大人见了我们这样玩是要骂的，因为在崖边很容易煞不住脚，摔下去很危险。不过他们没有担心多久。记得那天，天似晴要雨，空空朦朦，我托起一块青砖，冲到悬崖边，“炸药包”刚出手，就见村对面山梁上一道弧形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一声霹雳，山动地摇。一刹那间，天穹似乎也碎了，漫天碎片簌簌而下。我被震倒在地，眼前金星乱冒，直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天地为之一黑，随即风声、人声、村中的鸡犬牲畜惊叫声，一齐涌入耳帘。我此刻方才清醒过来，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那是1976年。那年前些时候冬天的某一天，漫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道诡异的闪电，悬在半空中吞吐闪烁，久久不去。我不记得是否有雷声，只记得满村的人，站在台阶上，神色慎重。那是个古怪的年头。於是，我们再也不敢玩“扔炸药包” 。
而真正接近实战的，就是“冲锋”了。我们村后有个小山包，郁郁青草，贴地而生，山顶平坦，是村人常来晒谷物的地方，山顶边缘围绕着的是一圈排水沟，倒象电影里的战壕。“冲锋”，就是从山脚下冲到山顶去，山顶有人防守，将试图冲上来的敌人推下去，进攻的人一旦被推倒，难免就咕噜噜地从山顶直滚到山脚。不过山既不高，又是绿草如茵，除了一时天旋地转之外，倒也不会伤着。所以大人也不禁止，有时甚至还观战叫好。村西头的那个孤寡老头，每次我们打仗，他总是蹲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嘎嘎地乐，嘴巴鼓起又瘪下──他喜欢嚼炒蚕豆，可是没牙了，只好用牙床慢慢地磨来磨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