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很忙，在电影节上几次照面都没能深谈，只初步约定了采访的事。那天早晨，当电话打通后，秦怡放下了手中的事，又推掉了一个活动，才挤出时间来接待记者。“我家的小区门左侧有一个书报亭，对面是一家超市。进了门走到最里面一栋楼，铁门如果关着，就按0904，里面会有人开门，坐电梯上来好了。”如此翔实的交代地址，记者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从车上一下来，记者很顺利地就找到了秦怡的家，那是一座老旧的塔楼的9层。
一进门，客厅里默默地坐着一位中年男子，身材很高，没有话，没有什么表情。当记者被让到座位上时，这男子说：“我到那个屋，开空调一样凉快的。”说着，就进了屋，再不见出来。这就是秦怡老师的那位有病的儿子——金捷，50多岁了，“文革”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秦怡老师不无安慰地说：“现在很好了，生活上你跟他讲什么他很清楚，来了人就到里屋去，知道开空调一样凉快。当然不能独立生活，需要照料。”
想多做些没有精神负担的事
秦怡老师说，现在的生活太烦乱，一天到晚都有精神负担，整天被人拉来拉去的，电影界的活动就不要说了，那是分内的；外头的什么书法展、画展，各种各样的颁奖都要去，座谈会上也瞎说一通。可生活上的事也得打理，家里这么些人，睡在灰堆里也不行。早上起来刚看了看书稿，马上又想起别的事。整天就这样浮皮潦草，虚岁已经84了，也不知道还有几年，以后，该做的事要做，有些事就不能再做了，吃不消的。
秦怡老师又说：“自己的心愿和理想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人能事事如愿的。今年有所不同，中国电影100年了嘛，什么都应承下来了。能发挥余热，还是要发挥。任何一项工作也都要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值得庆幸的是，社会在向前发展。”
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
说着说着，不禁又提起了儿子的事。秦怡老师说，自己不知道还有几年时间了，日后儿子怎么办呢？总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他，但用个好人不容易，要老早就用好，至少在自己眼前用上两三年，觉得可靠了才行，可现在还没有安排好这些。
从电影中得到很大的幸福
秦怡老师在生活中经历了太多，承担了太多，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够受的了”，但她不觉得痛苦，不觉得不平，因为她从电影中获得了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幸福。
秦怡说：“‘文革’后我是最早恢复拍戏的，实际上‘文革’还没有结束，那是1975年的事。人们的心绪还是紧锁着的，但我在拍电影时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都忘记了。”
那部片子叫《征途》，是反映知青生活的。那是郭凯敏第一次拍电影。1976年1月，剧组途经哈尔滨，在北方宾馆的电梯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那一年，人不知老了多少。”秦怡说。此刻轻描淡写，彼时却是心情凝重得化不开。
秦怡在片中扮演一个叫“关婶”的妇女，对知青特别爱护。在剧组中，秦怡又是演员组长，处处要照顾大家。拍摄地在漠河，气温零下40℃。南方人穿着皮衣皮裤，就感觉什么都没有穿。演员的嘴都被冻住了，根本张不开。拍的时候到屋里冲着火炉烤一会儿，烤热了出去说几句台词，再回屋里烤上一会儿。拍摄速度哪里上得去？住在老乡家，吃的也不好。开个会要到镇政府去，坐着狗爬犁疯跑。秦怡只感到这是一种锻炼，一种经历。能与角色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所以她是那么地热爱电影事业，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弃。
秦怡老师说，电影是最有表现力的艺术，她只会发展，不会消亡，好的片子，在电视上看是不行的。前一阵子，由于电视的普及和快捷，电影一度遭到了冷落。这正要求电影加快改进，要求电影人努力赶上。
生活太优越的人感情不丰富
谈起时下的电影和电视剧，秦怡老师说古装戏太多了一点，但多一点也没什么，只是戏说的太多，脱离了历史，太不真实，这对反映历史和现实没什么用处，也难以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她说她很喜欢看表现反法西斯的影片，比如《辛德勒名单》什么的，因为那些生活她都经历过。日本侵华时，她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了“红十字会”，学过包扎，抬过担架，做过军服。后来家里不让她上学了，她就从沦陷的上海跑到重庆，经历过在敌机的疲劳轰炸下躲防空洞的日子，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新社会里，又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和遭遇。
秦怡老师说：“丰富的经历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有了这些经历，再去表现人物的时候，激情马上就来了。谁都希望生活得好一些，否则我们为什么去奋斗呢？但一个人的生活又不能太优越，太优越了，感情不丰富。” 读者朋友如果对秦怡老师演的《雷雨》的鲁侍萍有印象，对那位不幸的母亲的沉稳和坚忍有印象，就该能体会秦怡老师的这番话的深意。 艺术家不能脱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