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进入西影的吴天明感受到的却是一波波运动的影响，“当时都是有计划的，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影片生产任务，陕西省文化局下达每年的‘工业生产计划’，自然也不用愁片子的出路。不论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上头有命令毫无例外地传达到职工。文化部每年都召开各种会议，这对电影厂有直接的影响”。西影在革命斗争和新社会建设者的题材之外拍摄的戏曲片受到欢迎，而文化部在1962年特别强调“注意题材比例，戏曲片不能过多”。因为戏剧片都是帝王将相的内容。
在同样的体制下，北影导演谢铁骊拍片也一波三折。《暴风骤雨》是谢铁骊执导的第二部影片，之前谢铁骊自己仅独立执导过《无名岛》，在凌子风导演的《林家铺子》、《红旗谱》中任副导演。
北影厂原本是想把《暴风骤雨》的本子给李恩杰导演拍，那时周立波的小说获得了苏联的斯大林文学奖，由他在北影厂当编辑的夫人林蓝改编成了剧本。李恩杰觉得他没有体验过土改生活，对东北也不熟，比较为难。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的谢铁骊在部队呆过10年，在一些革命根据地参加过土改，调入北京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任教时，也曾带着学生到汉阳县体验生活。“这时土改的阶段已经划分得很明显，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诉苦、批判地主、分田地等等。”谢铁骊回忆道，“那时演员完全没有‘大腕’的概念，只是在待遇上有区别不大的文艺几级的薪水。我为《暴风骤雨》选演员时，对女演员没有完全以漂亮来要求。基本上是从北影厂的电影演员剧团挑人。”
当时北影厂受北京市领导，主管副书记陈克寒对制片厂抓得比较紧。陈看到谢铁骊从东北外景拍回来的样片后比较满意，让北影厂将它作为重点影片来抓。“这一下厂领导紧张了，毕竟我是新人”，于是就把北影“四大帅”中的崔嵬、陈怀恺加入进来，准备重拍其中的一些场景。一番讨论后，厂里干脆准备将之改为彩色片。谢铁骊说他当时觉得不对，给陈克寒写了一封信，陈于是批示，“这样搞不对，作为重点抓并不是要换领导”，厂里于是又让谢铁骊单独拍摄了。
1961年6月，周恩来主持文艺界召开了著名的“新侨会议”，鼓励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刚刚拍完的《暴风骤雨》在会议上放映获好评。在新侨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反对“五子登科”?D?D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谢铁骊即使今天回忆起当时会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所以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激动，创作热情高涨，我一生参加过的会议，这次最让人激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会上发言也提出，反对影片“直、露、多、粗”，夏衍指责当时的工农兵电影有“直奔主题、毫不含蓄、对白过多、粗制滥造”的毛病。
谢铁骊回忆他当年拍《早春二月》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受新侨会议的鼓舞”。《暴风骤雨》得到肯定后，获得更多信任的谢铁骊开始想拍柔石的《二月》，“我当时的判断是，作者是革命烈士，作品肯定没有问题;调子虽然有些低沉，但是结尾可以改动一下”。
“北影厂的演员适合演工农兵的戏，并不太适合演知识分子的戏。”谢铁骊于是从上海找来孙道临、上官云珠，又从武汉找来刚拍完《青春之歌》的谢芳，谢铁骊对剧中萧涧秋的原型也有体验。他的长兄是1930入党的老党员，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过，国共第二次合作时获释，又投入到宣传抗日的斗争中，“当时与他来往的人都穿着萧涧秋那样的长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早春二月》在苏州取景拍摄，到了后期，谢铁骊收到老伴的来信:“现在中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你的片子里没有阶级斗争，很难拍下去啊。”谢铁骊说他还是不顾一切的把片子拍了出来，在工农兵电影打天下的年代，讲述知识分子的《早春二月》让北影厂感到很新鲜。谢铁骊说，结果，文化部领导来审查时，茅盾、夏衍都非常认同，周扬不赞同，他说:“这是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我完善的翻版，宣扬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