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访日代表团1973年3月，厂革委会主任突然找我到办公室，说：“北京调你去出国，参加廖承志带队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又能去北京了！我的心在狂跳，却故意不声色，保持着我这几年来的习惯表情———沉默着。我脑海里立即浮现1965年5月“文革”前夕访日时尴尬的场面。
“要是日本朋友问起赵丹、白杨他们的近况，我该怎么回答？还有《李双双》，1962年我随戏剧代表团访日，曾作为礼物将《李双双》影片送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朋友问起来我该怎么说？”主任说：“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几天后，他回答：“赵丹他们么，你就说在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挺好的。至于《李双双》，等到北京请示中央领导吧。”以后才知道，赵丹、白杨在少教所里关了五年多，因为我的提问才把他们调到干校。
我又高兴，又惶恐。后来才了解到：此次出访是“文革”中第一次除外交部以外的民间外事活动。那时因为中日刚恢复邦交，日本朝野纷纷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访日，这才有了由廖公领队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的组成，社会各界都有代表，全体成员共54人，都是周总理几经周折才确定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还戴着各种“帽子”靠边站的人物，诸如楚图南、谢冰心、华罗庚、董其武、马纯古、荣毅仁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都是总理点名力争的，当然还有“四人帮”的几个亲信，像于会泳、浩亮等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
张春桥的问话阴阳怪气
3月底，我一到北京就按规定去对外友协的办公楼报到出门时，在过厅里，迎面碰到刚从外面进来的廖公，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三十多年前，我到“青艺”报到，第一次见到廖公，他乐呵呵地上前来一把捏住我的鼻头。眼下，廖公瘦了，脸上显出从来没有的严肃，这让我心里一抽，酸酸的，我强忍着将要涌出的眼泪，低声说：“您好！”廖公也低声回应：“你好！”我们俩都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放慢脚步，轻轻地擦肩而过。我忍不住回过头去，冲着他的背影轻声补一句：“多多保重啊！”他也微微侧身回答了我一声：“谢谢！”
我们从外地来的代表共8人，上海4人，东北4人，其余都是北京各界代表人物，住在北京饭店，集中学习3个星期。代表团中电影界的代表就我一个，其他文艺界的代表主要是来自京剧和芭蕾舞的样板团。上海的领队是革委会成员、郊县某生产大队的女支部书记。当时跟我同屋的京剧名演员李炳淑（样板戏《龙江颂》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的扮演者），她的丈夫在北京的另一个样板京剧团，他们很久不能聚。周末，我去看姐姐，就把房间留给他们。出国前夕，四人帮”单独接见了上海代表团，张春桥阴阳怪气地问我：“听说你还让房间？”这叫什么话！人家又不是偷情，难也成什么“动向”了？我闷头“嗯”了一声，一肚子的不气。“文革”前我们还是交谈甚多的，这次他不软不硬地说：“你要少说话！”
电话中邓大姐的声音让我喉头哽咽
此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先是接到大姐的电话，对方问：“你猜我是谁？”我本能地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但我不敢贸然叫出来，我非常小心地反问对方：“请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就是你日夜想念的大姐啊！”“大姐！”我的眼泪几乎是和声音一起迸出来的，嗓音也哽塞了。大姐甜美的声音充满喜悦，她要接我去中南海见见，我吞吞吐吐地说：“大姐，您先来看看大家吧。”大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过两天，邓大姐果真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大家，我们8个人围着她，大姐很委婉、很含蓄地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有些事不能怪你们，是我们教育不够，是我们了解不够，现在问题清楚了，大家不要再背包袱了。”大姐见过大家后我在一天晚上被大姐派来的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
大姐详细问我这几年隔离审查的情形，我说：“叛徒”、“特务”、“假党员”的帽子全给我戴过了，最后自己给自己套了一顶“广义叛徒”的帽子。我解释说：赫鲁晓夫被叫做“列宁的叛徒”，因为他背叛了马列主义；说我对工农兵文艺方向有对抗情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所以就叫做“广义叛徒”吧！大姐听了笑出了声。我还告诉大姐：当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人悄悄劝我给总理和大姐写信求援，我没有这样做，一是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二是不给二老平添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