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
前几个月，当音乐方面正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戏剧方面正在讨论《琵琶记》和《如兄如弟》的时候，有人便发问：为什么电影这样沉寂？难道电影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11月间，电影的锣鼓就响了。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的汇集之区。经过七年的岁月，使他们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该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这场锣鼓，也正是从电影与观众这个点子上敲起来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上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 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
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
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工农兵电影”，至今还是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而其含义又是十分暖昧。它可以解释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解释做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但按其实践效果检验，它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其所以是教条主义的，便在于它把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指示僵化了，并且作了错误的解释；其所以是宗派主义的，便在于它企图以此去分别中国过去的电影，把那些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把那些影片，统称为“消极片”！
这种只要现在不要过去的作法， 无异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演员孙景联喊出：“最重要的是关心人！”上官云珠认为：“这些年来，在我们厂里有些演员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一种很不好的气氛，认为有些来资旧社会的演员，今天还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舒适说：“1955年未拍《南岛风云》之前，上官也是被积压的一员，在偶然的机会下主演了《南岛风云》。片成后她扮演护士符若华很成功。于是上官开始忙起来了。……像上官这样有能力的演员，过去独当一面的演员，大大小小有才能的演员，我们剧团里多的是，潜力非常雄厚，不过是没有被发掘罢了。”而导演孙瑜，则提出了“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而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对“电影圈”内如此，对“电影圈”外也如此，老舍的《救救电影》，便说明了这些年来关起门来搞电影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上海《文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作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10个，工农，15个，以及如此等等。解决创作思想问题，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今有人觉得电影界的学习空气不浓厚，但这种一年一度的传道方法，如何能使大家懂得持久的、日积月累的学习的必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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